末代沙皇罕见的家庭照▲

“梅特林克把政治描绘成一股无法控制的自然力量：这些狂热的历史时刻就像我们在海上看到的风暴；我们来自遥远的内陆；我们带着热切的期盼向海滩奔去；我们好奇又热切地盯着巨浪，几乎像孩子一般热忱。随后而来的是比其他浪头要高三倍和凶猛三倍的惊涛骇浪。”

罗伯特·瑟维斯在《末代沙皇：尼古拉二世的最后503天》中的这段记述，书写了尼古拉二世所面对的风暴。他的政治生涯不乏好奇、期待与热情，可是最终，他与他的家人被巨浪吞没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生于1868年的尼古拉二世是俄罗斯罗曼诺夫王朝最后一位沙皇，俄罗斯帝国末代皇帝。

他于1894年即位，开启了自己的保守统治。虽然此时沙俄危机重重、内忧外患，但即位初期的尼古拉二世仍坚信君主享有绝对权力，反对任何形式的民主改革。他公开驳斥地方自治组织，表示“地方自治局代表中竟有些人在胡思乱想，认为地方自治局代表要参加国家行政管理。希望大家都知道，我要坚定不移地保持专制制度的原则，就如同我那不能令人忘怀的先父一样”，并宣称要继续坚持专制原则，此举令社会各阶层大感失望。

尼古拉二世▲

1896年5月27日，尼古拉二世加冕仪式举行，次日在莫斯科郊外组织了盛大的庆祝活动，提供免费食物与啤酒。50多万平民蜂拥而至，结果踩踏事件造成两千人身亡。尼古拉二世却并未对遇难人士做出任何表示，第二天晚上按原计划参加法国使馆举办的舞会，使之民望大减。

也是1896年，尼古拉二世通过《中俄密约》，获得了一系列在华权利，将中国东北纳入势力范围。1904年，尼古拉二世出兵中国东北，引发日俄战争。失败后发生的“流血星期日”事件引发了1905年俄国革命。为了稳定局势，他宣布实行君主立宪制，但又限制杜马的权力，并到处枪杀革命者。他的一再出尔反尔，让自由派彻底失望。1914年，他不顾民怨下令参加一战，简直是天怒人怨，最终引发1917年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，前者使其退位，后者更是剥夺了他的生命。

当然，作为最后一任沙皇，尼古拉二世并不只是以专制独裁者的面相存在。在俄国国内，他一直是一个存在争议的人物。

尤其是1905年，尽管尼古拉二世是在被迫的情况下颁布宪法，但在很多俄国人看来，他终究曾试图让俄国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。当时，尼古拉二世曾表态：

“我宁愿现在主动地去做（颁布新宪法），总好过以后被迫做出让步甚至到达退无可退的境地。”

他还表示：

“面临的出路只有两条：一条是把叛乱镇压下去，这意味着一场血流成河的战争；另一条是给人民言论、出版的自由，所有的法律都是由国家杜马批准。”

尽管尼古拉二世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，最终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，令人失望，但对于俄国这个古老专制国家来说，在接触自由主义思想两个多世纪后，在经历过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的“开明专制”、亚历山大二世时代的自由主义改革、十二月党人运动之后，终于试着走上了君主立宪制道路。

在这场改革中，尼古拉二世暴露了自己的问题所在，也预示了他的最终命运。

尼古拉二世和妻子▲

从一方面来说，作为统治者，他希望自己能带领这个内忧外患的国家走向富强，面对国内的激烈情绪，他也尝试过妥协。但当反对者对政府猛烈抨击时，他又无法容忍，因此一次次出尔反尔。

他在工业和农业等领域都曾推行过一些政策，试图改变羸弱不堪的局面，但整体设计框架仍然基于专制统治，使得这些努力都变成无用功。至于他基于扩张主义的一系列军事行为，沿袭了历代俄国沙皇的整体思路，也可说是遵循俄国的基因，但很显然，当时俄国军队的状况根本无法支撑这些军事行为，以至于屡屡失败。

争议最大的是尼古拉二世的结局。

1918年7月16日，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妻子、皇后亚历山德拉·费奥多萝芙娜，还有五个孩子：皇太子阿列克谢·尼古拉耶维奇·罗曼诺夫，以及四个女儿奥尔加·尼古拉耶芙娜，塔齐亚娜·尼古拉耶芙娜、玛丽亚·尼古拉耶芙娜、阿纳斯塔西娅·尼古拉耶芙娜，连同陪伴他们的侍从，在叶卡捷琳堡被残酷处决。

尼古拉二世的五个孩子，小儿子遇害时还未成年▲

最可怕的是，苏俄执行者在处决他们之后，还将遗体浇上汽油和硫酸进行销毁，残余骨渣被埋藏在叶卡捷琳堡地区的一个废弃洞穴中。

尼古拉二世的四个女儿曾多次出访欧洲，是欧美媒体的宠儿。处决后还销毁尸体的残暴，很大程度上重创了苏联的国家形象。

英国与俄国的交恶，很大程度上也因为此事。因为尼古拉二世是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表弟，俄国皇后的外祖母正是统治了英国大半个19世纪的维多利亚女王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苏联解体，俄罗斯曾一度积极重新融入欧洲，其中关键一步就是寻回尼古拉二世一家残余的遗骸，并郑重为之平反，并给予“圣徒”称谓。

尼古拉二世与家人的遭遇确实有值得同情之处，但尼古拉二世并不无辜，他当然算不上暴君，但统治过程仍充满各种血腥暴力。罗伯特·瑟维斯在《末代沙皇：尼古拉二世的最后503天》中也无意将之粉饰为“圣徒”，而是相当客观地展示他的人生。

瑟维斯在书中写道：

“地处亚欧之间，老俄国在社会和历史上，既要承受来自东方鞑靼的压迫，又要面对西欧的威胁；它从这些亦敌亦师的邻族邻邦身上，学习国家结构和各种制度。我们最后看到的是，农奴制加拜占庭制度演化而成的沙皇绝对专制统治长达两百多年。”

这一方面是统治者的高压所致，另一方面也与俄国人的国民性有关。有人分析，这种类似“惰性”的国民性，既因为专制传统，也因为寒冷气候。也正因此，普加乔夫的起义一度轰轰烈烈，但最终没有演变为革命，正如托洛茨基所说，原因是没有第三阶层，当时城市工人阶层尚未诞生。

尼古拉二世所面对的俄国，就存在着这样两种面相。性情软弱、资质平庸的他，在契诃夫眼中“至多是一个普通近卫军军官的水平”。连尼古拉二世的母亲都认为儿子“无论在智力上还是精神上都软弱无能，无力统治伟大的俄国”。也就是说，他根本没有能力改变一切。但在生命的最后阶段，当他失去权柄时，他在人们眼中又是另一种形象。

罗伯特·瑟维斯在《末代沙皇：尼古拉二世的最后503天》中写道：1967年的畅销书《尼古拉与亚历山德拉》塑造了尼古拉二世的模式化形象：

“一位充满爱心的丈夫和父亲、一位被处决的前君主。在他囚禁于沙皇村、托博尔斯克和叶卡捷琳堡，度日艰难之时，他通过书籍滋养自己高贵的品质。”

这种形象让许多人相信：

“十月革命后的第一年，俄国开展了大运动，而沙皇夫妇在1917年失去权力并非因为他们思想和行为有过”。

这种争论，在二战前后的苏联境内是不可能出现的。当时苏联不允许出版任何全面讲述尼古拉统治的作品，沙皇一家在叶卡捷琳堡的最后时日一直不为外人所知。但在保密的背后，莫斯科一直努力收集有关1917年至1918年间罗曼诺夫家族成员经历的文件和证词，尤其是在赫鲁晓夫时代。

瑟维斯继而写道：

“1991年苏联解体后，尼古拉便开始在俄罗斯得到公众尊重。即便如此，尼古拉仍被许多作品描绘成黑暗反动的人物，亨里希·约费坚称是叶卡捷琳堡方面，而不是莫斯科方面独自做出了处决罗曼诺夫一家的最终决定。但人们渐渐改用同情的笔触描绘尼古拉，将他视为牺牲品。”

当然，瑟维斯并不认同这一点，在他看来：

“无论在执政期间还是在下台后，尼古拉都是一位极端的民族主义者、一个被迷惑的怀旧派和一个恶毒的反犹太主义者。在被关押于沙皇村、托博尔斯克和叶卡捷琳堡期间，他阅读了讲述罗曼诺夫皇朝的祖辈艰辛立国治国的历史文献，以此来理解自己当下的处境。他还阅读了一些描写俄罗斯帝国社会阶层的书籍，在此之前他对这些社会阶层毫不了解。沙皇夫妇仍然珍视俄国人民，尽管他们对人民的想象是理想化且具有误导性的。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都没有充分思考过他们退位的原因，当尼古拉试图了解这些事情时，便指责境外势力欺骗并操纵他曾经的臣民。”

很显然，尼古拉二世陷入了自己的信息茧房。他并不真正了解这个世界，也不明白文明进程。在他的脑子里，只有俄罗斯帝国的扩张，但心比天高、运比纸薄。

当然，书中也写道，在人生的最后阶段：

“尼古拉阅读过契诃夫的短篇小说，还举家阅读过福尔摩斯小说，而摆在阅读重点的是俄国的历史作品，包括那些在书中煽动推翻沙皇统治、揭露其黑暗统治的作品。也就是说，在阅读中，尼古拉相对平静地知晓了那些过去被他竭力排斥的政治观念、理论观点。”

尼古拉二世人生最后的503天，并不是一个绝望的过程。他先是被软禁在彼得格勒的亚历山大皇宫。后来因为革命形势高涨，临时议会担心皇室安危，将之迁往西伯利亚地区的托博尔斯克。十月革命后，他与家人又被转移到叶卡捷琳堡，关押在商人伊帕季耶夫的寓所。最终，他们在寓所的地下室里被处决。

尼古拉二世一家遇害的地下室▲

当尼古拉二世被软禁于彼得格勒时，俄国临时政府的领导人克伦斯基的态度很是矛盾。

“一方面，布尔什维克借临时政府善待废帝一家频频在舆论上发难，认为应尽快审判尼古拉，这让临时政府深感被动；但另一方面，克伦斯基本人其实多年来持反君主制立场，却与在尼古拉一家相处中，开始产生同情。”

有这样一个细节：

“尼古拉本人每日除了阅读，就是拿着斧头和锯子砍木头，这让看押废帝一家的革命士兵们也深感惊讶，彼此之间的关系有所缓和。日后契卡处决尼古拉一家时，为此专门多次调换了看押士兵，为的是就是避免因日常接触，革命士兵对尼古拉有了‘危险的同情’。”

另一方面，保皇党缺乏组织的营救计划，也让尼古拉二世一家无法像大多数下台欧洲君主那样被流放到国外。尤其是十月革命后，新政权诞生，比起临时政府的宽容，前者只想要尼古拉二世一家的命，悲剧不可避免。

叶卡捷琳堡尼古拉二世及家人遇害的小楼▲

从智力水平、受教育程度、执政天赋来说，尼古拉二世并不适合担任俄国这种大国的统治者，他相对阴郁的性格也是明显缺陷。同时，因为成长氛围的缘故，尼古拉二世虽然是一个好丈夫和好父亲，却没有将自己的爱施于国民。相反，在大多数时候，他都显得冷漠。更何况，他有一颗专制的心，却没有专制的能力。

但要将沙俄王朝的覆亡完全推到尼古拉二世这位“末代沙皇”身上，显然并不公道。在当时的时代大潮下，再好的政客，也无法让沙俄以原先的方式继续前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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